张老汉年逾古稀、年老多病，且无收入来源，生活极为困难。其子张某虽有赡养能力，却拒绝支付法院判决的每月200元赡养费，还将法院催促执行电话拉入黑名单。无奈之下，张老汉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此后北京市通州区法院依法将张某录入到失信被执行人名单，从事导游工作的张某由于无法正常出行，主动到法院承认错误并履行赡养义务。（7月25日《京华时报》）

一直不尽赡养义务的张某，经历了老人诉求、法院判决、催促执行等多个环节，仍然再三推脱，甚至将法院电话拉入黑名单，何以在被录入失信“黑名单”之后主动履行了赡养义务呢？因为根据最高法的规定，一旦被法院录入失信“黑名单”，被执行人将无法乘坐飞机、高铁、动车二等座等出行，这对从事导游工作的张某无异于戳中软肋。

关于子女对老人的赡养义务，以《宪法》的规定为原点出发，《婚姻法》、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等均有明确规定。然而判决归判决，具体执行起来就有难度了，比如，子女仍不常回家看看，果真要罚款甚至拘留吗？罚款和拘留对老人又有什么助益呢？即便是罚款和拘留，也需要老人再次诉讼，司法资源不免有些浪费。

围绕家庭孝道伦理，既有“公法关系”的一面，即相关法律明确规定的子女之于老人的赡养义务；也有“私法关系”的一面，即家庭伦理关系和伦理道德。除非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已经彻底撕裂和对峙，很多时候单纯依靠“公法关系”调整家庭伦理关系不免太过生硬；“私法关系”的道德调整又已经失效，由此不免陷入两难境地。这就需要寻找一个力度介于中间的调整方式，既有约束效力又不进一步撕裂家庭伦理关系。通州区法院采用的纳入失信“黑名单”方式就是个不错的选择。除了拒绝执行法院判决纳入“黑名单”，还应进一步探索司法诉讼前的征信途径，从而发挥更为广泛的约束和规导作用。